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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社会治理最佳案例

    来源:书业网 时间:2017-07-07

    篇一:利用大数据技术创新社会治理

    申论热点解析:利用大数据技术创新社会治理

    [权威论述]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

    ——习近平

    [实际案例]

    以北京社会治理的大数据积累为例,看看大数据时代如何影响社会治理。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与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组成课题组于2013年12月29日发布了《中国社会建设蓝皮书·北京社会建设报告》,启动了北京社会治理大数据理论积累的工作。报告聚焦北京社会建设(包括社会治理)客观指数,客观描述和反映了北京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特质。一是横向比较:北京与31个省市的比较,与全国13个1000万人口以上特大型城市比较,与G20国、金砖五国、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比较。如31个省市自治区社会建设的37个指标,特大城市21个指标的比较,社会建设综合指数北京第一;社保、社会环境与G20国、金砖五国比,处于领先水平,但预期寿命低于新加坡、韩国。二是纵向比较:北京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五年走势,19个指标分析,总体趋势好,尤其是预期寿命,到2010年以后年均增长1.02岁,很少见。

    这只是大数据深刻影响社会治理的案例之一,不远的将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社会决策与治理,有可能成为政府行使职能的常态。

    [大数据在治理中的重要价值]

    一是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大数据处理,作为一种新兴数据处理技术,能够更为有效地集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方方面面的信息资源,为社会治理提供重要数据基础和决策支撑。如医疗、“三公”经费、保障性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等改革焦点问题,都可借助大数据来辅助决策。通过对政府海量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还可以挖掘新知识,带来新发现,创造新价值,增强社会战略制定的前瞻性和先导性。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处理应用的广泛应用,利于形成用数据分析、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治理思维和文化,对于实现“数据治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价值。

    二是增强社会治理能力。

    大数据处理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大数据处理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对接,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公共安全信息网络完善,促进跨部门、跨区域管理信息协同共享,提升公共危机事件的源头治理、动态监控、应急处置和事前预警能力;大数据处理与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协同治理的新格局;同时,大数据处理是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增强信息和网络安全的新引擎,让世界震

    惊的美国“棱镜门”事件,敲响了世界各国维护信息安全的警钟,也再次证明了大数据处理在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中的重要价值。

    三是提高政府服务效能。

    大数据与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联姻,能够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步伐,推进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社区、智能医疗、智能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生态化建设也将因大数据的革命而加速转型升级。大数据处理所集成的数据挖掘、遗传算法、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具有智能判断分析、智能纠错优势,应用于财政、金融、税收、政府转移支付等领域重大项目的跟踪审计,可实现对项目实施过程的实时动态监控与预警,减少差错和舞弊行为,对建设阳光、高效、服务型政府具有积极意义。

    [大数据技术为社会治理带来新机遇]

    一方面,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的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

    它涉及合理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比如提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保障社会公平与公正;涉及通过行政及司法手段保障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而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是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的。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对于包括人、财、物、事等在内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管理信息需求,与当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不期而遇。

    另一方面,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应对社会转型、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针对目前社会治理领域普遍存在的服务理念滞后、决策机制不够科学、部门协作亟须加强、工作方式待改进与工作效率求提升等问题,大数据技术从认识、理论、方法、实践和效果评估等方面都能给人以启发。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机遇。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应用实践]

    一是建立大数据中心,及时搜集、实时处理数据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基础。 政府部门是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在出台社会规范和政策时,依赖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减少因缺少数据支撑而带来的偏差,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实践中,浙江法院系统通过建立全国法院案件信息数据库,及时、全面、准确地采集反映案件及其审理过程情况的各类信息,为加强对办案的全流程监管,实现科学分类、多元检索和海量数据的分析比对奠定了基础。

    二是打造大数据电子政务平台,畅通利益诉求与沟通渠道,建立主动应对的社会治理模式。

    大数据分析注重用户行为的分析和反馈,通过网上办事、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电子政务平台和网格化社会管理体系,促进政府和公众互动,获取公众行为的大数据并加以分析,可以更加及时地发现社会矛盾和问题,将过去政府被动应对问题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治理模式。

    三是对社会大数据进行历时性和实时性分析,加强社会风险控制,提高政府预测预警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

    无论是对现实社会各行业的运行监控,还是对网络虚拟社会的治理,都可以基于历时和实时的大数据分析,密切掌握市场调节失灵、社会秩序与稳定受到威胁等需要社会治理介入的节点或情况,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社会应急管理体制等具有重要作用。

    [如何发展大数据技术创新社会治理]

    一是制定大数据国家战略,加强顶层规划和设计,打造“数据中国”。

    大数据将成为引领未来科技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麦肯锡的大数据研究报告称,大数据是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主要指标,已经渗透到金融、健康、住房、交通、教育等重大民生领域,正在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部署。国际上,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先后出台大力发展大数据技术的相关政策,日本和韩国也积极付诸大数据技术的实践。我国广东、上海、山东、浙江等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也已先后启动大数据行动计划或成立大数据联盟,以促进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数据技术发展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也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建议我国从国家层面设计大数据发展战略,做好顶层设计,引导和推动各领域、各行业对大数据的研究和利用。

    二是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社会应用,促进数据驱动的社会决策和治理常态化。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是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载体,大数据本身也将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大数据中心和数据应用平台建设的水平,决定了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能否被有效收集、分析、挖掘和应用。这些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与国家信息化建设相融合,以政府为主导、技术型企业为主力、公众参与为纽带,形成覆盖有线与无线互联网、各种社交网络、各种使用终端在内的社会化统一数据平台,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治理难题;针对不同社会细分人群,提供精细化的服务和管理。同时建立数据库资源的共享和开放利用机制,不仅打破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孤岛”现象,也加强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反馈,不断扩大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使数据驱动的社会决策与科学治理常态化。

    三是建立数据使用规范,规避大数据的使用风险。

    技术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大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可能涉及国家信息安全和公民隐私等,需要在立法层面明确大数据采集和使用的原则。大数据平台本身的安全性也应引起重视,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大数据技术标准和运营规范,重视大数据及信息安全体系建设,加强对重点领域敏感数据的监管。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构建大数据良性生态环境,调动全社会积极、有序地运用大数据技术来创新社会管理。

    篇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1)

    导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一个重大战略任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要求从局部走向了系统。什么是“社会治理”?这个时候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什么紧迫性?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学习国家的这一新提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展示课题框架)

    一、社会治理的内涵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治理是一个协调的持续的互动过程,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领域很宽阔。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是一字之差,却有其必然性。在一个社会结构单一的时候,决策者可以像指挥军队一样引领社会前进,但当利益格局复杂、社会诉求多元以后,要把更多的决策交给社会去博弈,交给社会组织去负责。要使居民的公共参与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内进行,社会通过居民的参与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反映了我们党的治理理念的高度提升,昭示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治理是一门驾驭、引导社会和组织的艺术,它决定权利如何应用,决策如何做出,居民或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治理不仅决定走向哪里,而且也决定谁应当参与决策和以什么样的资格参与。国外的经验研究表明,公众参与与政府的信任度之间有明显关系,公众参与可以提高政府的信任度。

    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制度结构或关系,不只是政府内部的结构和关系,还包括社会部门的结构和关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事情越复杂,政府的局限性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公共关心的重要问题,包括环境问题、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问题,非常复杂,以至于不能仅仅依赖政府单独决策。这样,一个好的社会运行方式,还必须包括社会的广泛参与,即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唯此,才能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既节省成本有效率,又能提高效能促进社会和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发展为社会治理,适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期待。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性、紧迫性

    未来30年,改革重心将同步向社会领域倾斜。因为与经济改革相比,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治理手段相对短缺。这也就是我国大

    力倡导重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原因。

    (一) 善治——人类永恒的追求

    善治指的是一种最好的治理方式,其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这意味着,公民与政府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也意味着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从更多的管理领域退出来,让民间组织和公民自己去管理,减少行政管理环节,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不断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实现公共管理和统治行为向治理行为转变,这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追求“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近代福利国家时期,政府职能大大增强——20世纪70年代后期,小政府的理念又开始盛行——近年来西方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职能又有扩大的趋势。从新中国治理模式看:人民公社——乡、村——社区。历史发展证明: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最理想的、一成不变的政府和治理模式,善治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二)为实现中国梦优化环境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在十八大前夕,以《中国需要自己的梦想》为题撰文解读“中国梦”,寄望中国“将人民的致富憧憬与更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一时间,“中国梦”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有这样一个调查,84.8%的中国公众认同目前阶段存在“中国梦”。67%的中国公众认为,与以往各个时期相比,当前的中国是最容易实现梦想的历史时期。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自己的就任宣言。25分钟的讲话,9次提及“中国梦”,说明了什么?1、“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强烈而清晰的施政目标。2、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要实现中国梦,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1、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

    社会转型之下,我们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利益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人员逐渐游离于原有单位系统之外,成为所谓“体制外人员”。体制外人员的主要活动大都在现有社会治理体制的调控范围之外。这种管不到也管不住的现象,成为社会治理的“盲点”。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在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空间的规划,城市正

    由“半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

    创新社会治理最佳案例

    转型,人际关系陷入了困境,这些都极大地冲击了城市社会道德的良性运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人都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的神奇与无情,也越来越感受到金钱的无所不在的巨大作用,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渐行渐远。于是,尽管政府仍然在不断地进行道德与政治的宣传,但它们对于国民的实际作用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在当今中国,似乎人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人”。社会生活领域中也无不充斥着金钱原则。人际间的功利化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被放大,从而滋生了道德上的利己主义。马年春晚小品《扶不扶》引发全国热议,台词“这人倒了咱不扶,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成为金句。

    中国人向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可是,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尽管物质财富有了很大的增长,偏偏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均,贫富悬殊非常严重。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并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态势,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12,冲破了国际警戒线。此后,中国官方就再没有发布基尼系数了。但是,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和国际组织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5。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意味着什么?第一,危及社会稳定。贫富悬殊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贫富悬殊造成了中国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使他们倾向于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一旦引爆,就是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并且,地区之间的贫富悬殊还加深着民族矛盾,成为中国边疆安全的一大隐患。第二,破坏经济增长。贫富悬殊使低收入者把大部分收入必须花在生活必需品上,而高收入者则倾向于高档消费品,从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贫富悬殊必然导致需求不足、内需不振,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第三,加剧社会失范。非法致富的示范效应引发其他人也会采取非法手段,甚至制假贩假、欺骗讹诈、贪污腐化、走私贩毒、偷盗抢劫、拐卖人口等方式来谋取财富,导致社会秩序越发无序和混乱。

    2、是解决当前各种社会现实矛盾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治理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各种矛盾与冲突不绝于耳。有许

    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

    (1)人民内部矛盾多发多样

    长期积累的矛盾,或是没有得到重视,或是没有及时解决,导致矛盾触点增多,燃点降低。最给力的春联,上联:“房价涨. 地价涨. 油价涨. 电价涨. 水价涨. 粮价涨. 肉价涨. 蛋价涨. 菜价涨. 药价涨.这也涨. 那也涨. 怎一个涨字了得. 涨了还涨”;下联:“上学难. 参军难.就业难. 买房难. 租房难. 择偶难. 结婚难. 育儿难. 就医难. 养老难. 男也难. 女也难. 看世间难字当头. 难上加难。”横批:活在中国。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一院,患者李某因对医生的医疗建议不满,持刀向4名医生行凶,致一死三伤。当晚,有网站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6161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高兴”的竟高达4018人,占总数的六成以上。这引发了人们对医患关系新的思考。

    当前,我国的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前几年网上出现《15名中层干警集体举报山东一公安局长》的帖子,一时间引起了轰动。帖文称当地15名警员实名举报郯城县公安局长孙某某变卖国家资产、变相贪污等问题。这15名警员中,有派出所所长,三级警督,也有普通警员。当他们身着警服站在上访队伍中时,人们都以异样的眼光看他们。维持秩序的人发现他们后,便以武力赶他们回家,难以相信警察也需要上访。《南方周末》在《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一文中披露:“官方统计,中国每年信访量都超过1000万件”。考虑到其中许多都是群体性(如征地、企业转制、复转军人、民办教师等等)诉求中的代表上访(按要求每个群体至少要有5名代表),这1000万件背后蕴含的人数应是数千万以上。这个庞大的群体其人数之多、行业之广、涉及面宽,也是世所罕见。

    (2)刑事犯罪居高不下

    我国目前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给社会治安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两个壮汉仅仅因停车与女子发生口角,便恶向胆边生,活活摔死两岁幼女——素不相识、毫无恩怨的路人,因一点争执,便痛殴妇孺、立毙人命,冲着熟睡的幼儿都下得去手,这桩发生在北京的极端恶性案件,因其太过悖伦逆天,让舆论“惊呆了”。而几乎前后脚发生在首都机场的爆炸案等,也让公众既惊且怒,安全感瞬间滑落。(因为未吃到离婚饭,开车撞死7人,撞伤12人)

    (3)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问题突出

    流动人口、孤残流浪儿童和闲散青少年、刑满释放人员、精神病人、艾滋病人、吸毒人员等、境外来华人员的管理与服务,一直是一个难题。近日有媒体曝光“东莞丐帮”,犯罪团伙用各种手段使人致残逼人乞讨。一位曾混迹东莞丐帮的老人称,帮主为了利润,会把幼童的腿砸断,而幼童越惨帮主

    就越赚钱。而为了防止大一点的孩子报警,丐帮会给他们吃强力安眠药,这样的孩子寿命很短,随时会被“帮主”扔掉。

    (4)公共安全事故频发

    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仅2013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26048起,死亡和下落不明27763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繁被曝光,从“皮鞋很忙”到“口蜜腹剑”,让民众本已敏感的神经再次紧绷。“监管跑不过媒体”的现状更是使得网民爆发了对“政府责任”和“企业道德”的新一轮拷问。中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将何去何从?

    (5)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管理与服务问题突出

    中国7.9亿就业人口中有80%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针对这些人的管理与服务一直是政府的一块心病。特别是富士康2010年上半年的十二连跳,跳动了所有中国人脆弱的神经。

    5月26日:甘肃籍男工贺某坠楼亡,23岁

    ·5月24日:一男员工跳楼死亡,19岁

    ·5月21日:一名湖北籍男工坠楼亡,21岁

    ·5月14日:一名安徽籍男工7楼坠亡,21岁

    ·5月11日:一河南籍女工跳楼身亡,24岁

    ·5月6日:男工卢新从阳台跳下身亡,22岁

    ·4月7日:一湖北籍男员工身亡,22岁

    ·4月7日:一云南籍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4月6日:饶姓女工坠楼,仍在治疗,18岁

    ·3月29日:23岁湖南籍男工从宿舍楼坠亡

    ·3月11日:一李姓员工从宿舍楼坠地身亡

    富士康的失败,在于其已经固化地将员工鲜活的生命肢解,绝大多数员工以“长时间的加班、长年累月只机械地做一件事情、不与他人交流沟通”为生活常态,而这常态,直接导致了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了片面的碎片,不再是完整的个体。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正是因为这种极端不利于个体发展的模式,最后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6)互联网管理问题

    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从秦火火到周禄宝,还有一些乐于传谣的网络大V,他们利用网络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