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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阶级调查报告

    来源:书业网 时间:2016-03-06

    篇一:中国中产阶级

    中国中产阶级:现实抑或幻象

    主持人:中产阶级,也就是西方所说的Middle-Class,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成为了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曾经说过,美国佬天生就是中产阶级。而19世纪诗人惠特曼也曾经说过,中产阶级是任何社区当中最有价值的阶级。而在当今的中国,中产阶级应该如何地去定义?中国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如果出现了,它又是由哪些人来构成的?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先生。

    那下面我们就用掌声欢迎周晓虹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中国中产阶级:现实抑或幻象》。有请。

    周晓虹: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同学。我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到《世纪大讲堂》上来讲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会讲四个方面的内容。

    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中产阶级?实际上,在中国一直有人在做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比如最早是在2001年,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就在一个《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他们研究发现中国现在有8000万中产阶级。这是2001年的时候,当时一推出来也是一片哗然,说中国有这么多中产阶级吗?到2004年,国家统计局又发布了一个报告,他们没用中产阶级这个词,用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他说我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标准是6万到30万。这个标准也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争议。

    所以,自然地在中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对中国存在中产阶级持怀疑态度。我觉得之所以怀疑,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觉得跟英文的音译有关系。中产阶级在英文里头很简单,Middle—Class,但是大家注意,一旦翻译成中文以后,它里头就把一个“产”字给突出出来了。在英文里头,实际上如果我们直译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中等阶级或者中间阶级。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大陆,包括在东亚地区都引发过同样的问题,比如在韩国和我们国家的台湾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中产阶级搞得很火,因为韩国也用汉字,但是研究发现,在新加坡,在香港,因为他们直接用英文,所以那个地方中产阶级这个词引起的混乱就小得多,在相当程度上它就能够跟profression并用,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它是一个可以混同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语言习惯,我们对中产阶级的财产过于强调,

    因为我们已经突出了这个。另外,即使在美国,无论是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可能也没有我们今天想的这么高。所以那个在美国研究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米尔斯说:在美国,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并且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他讲的中产阶级转变,就是从老中产阶级到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一般是有财产的,比如讲小企业主,小店主,或者是农场主,新中产阶级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白领或者专业人士。)那么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就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换句话说,现在的西方对中产阶级的划分,很多人不再关心他产业的多少,往往是关心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那么造成人们对中国当代是否存在中产阶级持怀疑态度的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混淆了一个东西,混淆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群体和中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觉得很多人否认中国有中产阶级,他并不是对中产阶级有很好的了解,他是认为如果说中国有中产阶级,就应该整个社会都是中产阶级社会。我们这个社会中间究竟存在不存在一个中产阶级群体?我们完全可以说是存在的,只是中国社会还没有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人口占大多数的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我的态度很确,我认为中国现在是出现了中产阶级群体,存在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层这么样一个阶层,但是中国现在离中产阶级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

    那么紧接着下来就该问了:谁是中产阶级?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其实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且在20世纪的上半叶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上海等现代大都市成了中产阶级的适宜的温床。我现在有一个博士生,他就在做上海中产阶级——就是1949年前的上海中产阶级——的研究。但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旧中国的千疮百孔,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在1949年前实际上是充满着艰辛的,而到了1949年以后,中产阶级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对阶级成份的强调,那时候你越贫困越光荣,因为当时有一个理论就说越贫困的阶级革命越坚决,因此资产阶级肯定在被打倒之列,中产阶级也处于这种位置。怎么讲呢?你起码是一个动摇的阶级,所以也处在被改造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中产阶级在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应该说中国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了。1978年,邓小

    平同志重新复出以后开始倡导改革开放,所以,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和1980年后的改革开放或社会转型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

    总体上来讲,我想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应该算中产阶级:第一就是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这个群体是依赖市场的资源和流动的机会发展起来的;第二个是和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当然在这个地方我想指出,有一些自营经营、自雇经营、资本规模比较小的业主、商贩和个体工商户谋生比较艰难,硬要把他们算成中产阶级可能是勉为其难的;第三是和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中间的领导人,这部分人是从以前的计划经济体系中间分化出来的,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曾经把这些人称作准中产阶级;第四是因为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中间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这些人是标准的中产阶级;第五是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MPA以及法律硕士的培养数量越来越多,这些人是中产阶级;第六部分就是因为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比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包括你们这些影视制作人员、演艺人员、股票经营者,还有各种形式的自由职业者——现在的职业本身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每年有很多新的职业出来,老人都不一定搞得懂你们这些职业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觉得在确认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口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去讨论:

    第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由于在西方中产阶级存在的历史很长,所以家庭之间的代际继承性非常高,换句话说,我是中产阶级,很可能因为我的父母也是中产阶级,那我是中产阶级,我的子女当中产阶级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而在中国,因为现在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第一代,所以我们是否是中产阶级和我们的父母是否是中产阶级关系不是太大,因为他们很可能不是中产阶级。

    第二,在西方,现代意义上中产阶级的产生起码有100多年的历史,在100多年的历史中间,最早是老中产阶级,后来是新中产阶级,新老中产阶级的相距在100年以上,前者是工业化的产物,后者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而在中国,新

    老中产阶级几乎是差不多先后出现的,那老中产阶级稍微早一点,小平同志刚刚改革开放以后

    中产阶级调查报告

    首先出来的一批经商的人,素质不高,背景也不怎么好,甚至有人是从“山上”下来的,但是这些人首先起来,当时的知识分子或者专业人才收入还不高,所以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些讲法叫做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是今天你还听到过这种讲法吗?你要再去卖茶叶蛋,发财的可能早就一去不复返了。那说明什么?新中产阶级也崛起了。所以,米尔斯把美国的中产阶级称作白领,而我说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杂领——就是既有白领,也有蓝领阶层,有一些老式中产阶级。比如,我三年前家里装修的时候请了一个南通的包工头,他一进我家的门就说,周老师,你这个房子别装了,卖给我吧。我说你干什么呢?他说因为你这房子离学校近,我现在做的活都是你们学校的。我说不行,我也是要离学校近,我办事方便。那么等把我的装修好了,我很关切地问了一句,沈师傅,你后面的活找到了吗?他说,我后面活不干了,我自己马上装修自己家了。我一愣。他说你不是不卖给我吗?前面有人卖给我了,77平米的房子,39万块钱——这是2003年的价格,现在39万买不到,可能要60万了。那你说这样子的人他是不是中产阶级?典型的中产阶级。但是他这个中产阶级和中关村里面的IT人才那个中产阶级肯定有区别,就是所谓老式和新式中产阶级的区别。这是第二个我想讲的。

    第三,中国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究竟是什么?刚才我讲的有这样一个意思,我说西方中产阶级是工业化的产物,又说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没有产生中产阶级。但是在这个地方就似乎有一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显然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有时候甚至是相当大的进步,那你为什么当时没有产生中产阶级?中国是一个特例。中国的特例很重要的就是一直是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工业化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作用才开始体现出来。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家里头收入还算可以,人均大概

    三、四十块钱,已经算不错了。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爸爸妈妈一个是二级教授,一个是四级教授,人家填表的时候,一填出来,人均收入90元,当时全班惊讶,说他们家真有钱,90元,真有钱。现在你就是告诉我你爸爸拿一万块钱一个月,或者甚至十万块钱一个月,我的惊讶程度都不及我们当时。那时候90元很好过日子,可以天天下馆子吃饭去,所以我们大家都说他们家这么富,90

    元。那就说明什么呢?当时在中国,1963年时统计局统计基尼系数,中国的农村是0.20,城市是0.21,——现在是0.457。那么当时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有人研究发现,——不但跟全球比,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中国人之间的差异都是很小的,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的差异一般来讲在两到三倍,——现在这个差异非常大了。所以,那时候工人里面分成八级工资制,到毛泽东去世之前那段时间,他还考虑说是八级工资制也是资产阶级法权,那意思就是最好就是一级,大家拿的都一样。这是工资制度,那么还有日常消费的配给制度。比如讲,你们现在底下坐的同学穿的挺漂亮的,你今天穿这个,明天穿那个,那时候,对不起,每人是一丈六尺布票一年,你家里就是钱多一点,你要想随时地去买衣服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布是受国家控制的消费,当年跟人民的消费直接相关的这些工业部门或者第三产业部门都比较萎缩。我们当时先后跟美国、印度、苏联军事对峙,所以我们的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相当的比重,这样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年到1980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我给大家一个数据,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1952年国家部门的年均平均工资是446元,1980年是529元,28年的总增长率仅18.6%。等到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后,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

    那么一切的变化什么时候开始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这个运动我们大家要知道,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各个领域——此后20余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以我讲,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就是和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进度和增长是直接相关的。

    除了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以外,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还和1978年以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转型主要是三个转型:一个是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第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三是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这三个转变就是我们讲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比如讲到国家和社会关系,我们现在大家感觉不到了,但在改革开放前,国家的因素直接牢牢地控制着社会,甚至控制到个人私人生活的领域。我有一次

    篇二:中国中产阶级的分析

    中国中产阶级的分析

    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2001年说,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萧灼基说:10年后中国将有五类人能进入中产阶层,萧老的预言,给给向上爬的人打打气,给他一个大枣吃。本人想提三个问题:中国的新阶级、新权贵和新精英。

    新阶级

    故事一:

    狗熊带兔子玩,上厕所时没带手纸,狗熊 问,你怕脏吗?兔子说不怕,狗熊用兔子毛当手纸了。狗熊的块头那么大,兔子没法子只好拿自己的衣服给狗熊当"手纸"了。中产阶级象只兔子,跟富人玩好了就变成手纸,玩不好......

    中产阶级——难以界定,文学家形容他们象一块没有冻好的冰,艺术家编了一套老板丽人伪幸福的梦,经济学家说他们是中国稳定的核心,社会学家说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政治家怕他们长得太快胃口太大,行政官员吃拿卡要想捏死他,民工们恨不得宰了他,再来一次均贫富。

    一提中产阶级,人人都特敏感,弄得我好生尴尬。不是我存心找不痛快。在我们这个貌似平等的社会中,一谈中产阶级,人们就老大不自在,心中暗想:我算老几?老大、老二、老三,还是个零蛋......有人私下里对我说,其实我是格格。我心说您甭提满清这一壶。路边的小饭馆变成了宫庭宴,电线杆上的小纸条儿变成宫庭秘方,街上的小妞也全都变成了格格。经济学家管这叫"预期紊乱"。关于中产阶级争议和对中国公民社会的企盼,象是学术界吐出一串好看的泡沫。人们不否认他的重要性,鲜有人进行分析、量化和实证。我一接这题就发觉不妙,看不见摸不着找不到着力点。中产阶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方的园的还是三角的,他的政治理念、社会意识、生活预期全然不清楚。

    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原本是个舶来品,欧洲是经过了 300 年工业原始积累,再加上战后持续 50 年的高工资、高福利的保护才出现了中产阶级。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有产者,改革 20 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新阶层,他们有很强的购买力,他们办公司、投资、信贷、交易和纳税,在这一奇迹中,他们很有特色。所谓中产阶层,是以知识份子、职业专家为代表的主流精英的群体,有院士、研究员、教授、律师、医生、作家、专家、艺术家、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等,包括文官、学人和企业家。他们成长周期才10年还很不成熟,我们缺乏训练有素的文官来操作民主,又缺少公益的学人来坚实公民社会基础,更缺乏讲信用的企业家来完善产权制度,从而使经济和民主同时陷入僵局。

    早在 1997 年刘吉曾说过,中国很有可能产生新阶级。中层消费者怎么形成的?大约是在 1992 年后,要素市场(资本、信贷、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资源中介服务等)开放后,形成的所谓的"第四代富人"。大批政府、企事业机构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海后,利用他们过去的资源和社会网络,中层才迅速扩大。据中国社科院历时 10 年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民营中小企业家中干部下海的占 31%。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过程中才形成了广大的

    中层。也正是 90 年代中期,一大批中层的金融资产早已超过实物资产。中层消费者其实就是潜在的中产阶级,他的生活预期要远远超过其它预期。知识、财富、地位等资源的分配本身就倾向于官员,或接近官员的人,文官和学人本出自同一条根,却走上不同的路。如何保持官僚制度廉洁,又不脱离民众?他既保持充分的权限,又不损害地方、企业的利益,引导国家经济发展。这些问题曾折磨过历代国家决策人。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受益群体是知识分子,由于市场稀缺资源的知识、权力和资本三大资源首先向他们倾斜,他们走上快速上升通道。在富人和中产者流行的个体排它法,你不富说明你没路子,你费物。

    新阶级一起步就象走上了钢丝绳,没招他惹他,他都害怕自已一不小心栽下来。极度渴望别人尊重,又怕受人忽视的痛苦,是中产阶级一大特色。天大的事,莫过于他们自已的地位下降,他们不自信,虚荣势利活得很累。中产阶级最担心的是社会地位,中产阶级社交网络是它化解生存危机的有效工具。二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分化中,迅速分化出来一个获利的少数和失落的多数。任社会学家大喊大叫,富人离散倾向和不满情绪,穷人的反社会和暴力倾向,都是极难对付的。

    在改革大潮中,晃晃悠悠的中产阶级象一条船,经济变量越大,人们越是经历着角色和预期紊乱的过程。穷人多以富人为蓝本或参照物,中产阶级更信奉权威和官员,垂涎更高的社会地位。对于名声、地位和舆论都惊若寒蝉。象叔本华所说:所有的痛苦来自欲望。中产阶级的多重性,即得一些利益,又常常牺牲受挫,寄望于小胜即安,又常常失算。人人自危,即便目前还好,可担心未来的情绪正在蔓延,人们预期不定,社会角色不确定会对社会造成紊乱。精英离权贵资本很近,离穷人却越远。中产者们憎恨比他更富更黑的贪官和富人,可他们也并不喜欢穷人,中产阶级好于同类相聚,远离那些越发好斗的穷人。他们常把自已的不满发泄出去:一个为富不仁的高层,一个充斥暴民的社会!"官不象官傍大款,商不象商勾黑帮,学不象学向官场。"富人在中国近乎无形阶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年中只在国家级春节团拜会中露露面,他们生活在一个特殊圈子,他们害怕穷人的敌视,也讨厌中产阶级的巴结。客观上中国出现了大分化,可谁也不愿给穷人贴标签,这让穷人更抬不起头,中产阶级处在积累期,他们的收入、消费、投资的理念正在形成。过剩经济下,商品市场对他们已失去吸引力,要素市场上他们已成为主体消费群,金融、证券、信息、信贷、劳动力资源等,中产阶级已占主导地位。一旦他们预期不稳,市场必然有反应。预期紊乱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和动荡。

    中产阶级总得有个标准吧,有人说有房有车,有人说年收入 20 万,有人说不得少于 50 万。有钱就能提高社会地位吗?那只是给向上爬的穷人打打气而已。实在绕不开钱的话题,清华李强在 2000 年初《经济展望》的统计,全国 3.9 亿户家庭,利益群体分为四层,社会底层、利益受损群体、普遍受益集团、特殊获利集团。社会底层全国大约在1.48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000元,占总人口43%,利益受损群体全国约1.6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万元占总数47.6%。两者相加共3亿户,涵盖人口近11亿人口。普遍受益2513万户,户均不足10万元,占7.4%.中国富人是特殊获利集团,441万户,户均54万元,占1.3%。普遍受益加上特殊获利集团总共不到3000万户涵盖人口1.2亿。(天元数据)这是我们迄今看到最全最近的统计数据了。我们常说的 2:8 规律是错的,现在是 8.7%的人拥有 60%以上的居民存款。全国 7万亿元居民存款中,他们起码占了 3.72 万亿元。在基尼系数达到 0.468,中产阶级是不能保持稳定的。

    不单单有钱就可以小小不然的挤身中层,还有职业、社会地位、公众评价。综合因素很

    多,你受的教育,你所从事的职业,你的爱好、品味,你穿什么,用什么,住的如何,开什么车,说什么话,你一张嘴,你的语音就暴露了你的身份。深入研究中产阶级的生活形态、心理预期,对宏观、微观经济相当有用。中产者想什么,他们怎么消费,怎么投资,他们的责、权、利是什么?分析他们的生活预期,这就是个大市场。中层的生活预期,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信用良好的社会界面,以保护他们的收益和地位。迅速扩大的中层,将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世界金融业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自已的中产阶级,中国经济要想和世界经济真正接轨,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意识是建立在公众意志之上,民主政治强调的则是诚实、公正和效率。公平正义不是市场问题,道德沦丧也不市场化的结果,恰恰是制度工具出了问题。人大舆论研究所对社会地位评价,90年代初排在前 10 位的是教师、军官、科技人员、工人、农民、大学生、医生、作家、记者、警察。90 年代未排序则变为科学家、官员、教师、医生、律师、厂长、经理、军官、私营业主、演员、外企雇员。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地位也在重新排队。经济变量越快,人们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增大了。

    有人担心中产阶级生成得太快太大,急需扩大他们对社会舆论、决策上的影响力。富裕起来的新阶级,急需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实力。人们一般高估了他们的政治预期,低估了他们生活预期,有专家指出: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其政治人格在向经济人格的转变。中产者有政治理念吗?他们只在小圈子里发发高论,敢到大街上说说吗,马上就灭了你。学者们想得挺好,富裕的人越多,中产阶级是一个扩大的平民化"中层",当中产阶级融汇了平民阶级,形成扩大的公民社会时,那么民主社会的确立也就为期不远了。此话当真?不是说无产阶级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吗。老大哥都快变成了小阿弟了,海外学者还在那空谈工人变成中产阶级,开什么国际玩笑啊。老大哥早都被失业吓破了胆。

    新阶级正在稳固阵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瓦解。中产阶级走的三部曲,通过市场活动达到他们的生活预期,通过生产实践来达到他们的社会预期,通过专业、学术或院外社会活动,最终将达到他们的政治预期。其中任何一条路走通了,都会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影响决策不灵,走市场挣钱再受挫,那只有一条不归之路——社会参预。预期紊乱是会影响稳定的。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对政治的恐惧。中国人很少有政治预期,学人的为权贵赏识,暴民的招安,那是升官发财的梦,升官发财绝不是政治预期。价值观的改变,要比汽车、豪宅的普及慢得多。

    亚洲模式都一样,要想出人头地无非是两条路,一靠家族,二靠官僚。第三条路社会参与可能性极小,所谓民间组织 NGO、某某论坛、那仅仅是精英走穴瞎起哄,圈子里竖竖小山头充大个。受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知识分子自已行使主权后,更加摆脱不了集权和专制。缺少公民意识的认同、组织化和程序化,缺少公开的制度化,人与人之间就缺乏一种稳定的关系,随机性行为不断扩大,在个人、家族、利益集团垄断的社会里,腐败才最为猖獗。亚洲价值观被刘军宁概括为: 其一,亚洲价值的核心就是安定与和谐高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国家的权利绝对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国家的安定绝对高于每个人的尊严。在亚洲价值中,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国家的安定。其二,亚洲价值的支持者认为亚洲价值的意义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亚洲价值在经济方面也种下了不少恶果,如官商勾结、金权交易、贪污腐败、操纵市场、垄断经营、与民争利等等。使得腐败几乎成为东亚政治的固疾。其三,亚洲价值观还特别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亚洲的民情和文化的特殊性,也给发

    达国家带来借口关于人性人权的的问题攻击,并最终防碍了亚洲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真佛只说家常话,中国最大的问题: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首先是尊重他人的产权。

    通缩、二极分化、暴富群体、贪官、暴民大凡都与此有关。流动人口、新移民削弱了原有的社会的纽带、宗法和家庭的控制,两极分化会造成冷漠反常的群体偏见,冲突与混乱就在所难免。不稳定并非是因为他们穷,而是他们都想致富,暴富的期望值超过其满足希望的能力。只要预期紊乱,社会就不会稳定。"只要发展经济,就能保证社会稳定。"那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暴富群体是特殊获利的富人,即使破产,他不是中产者,也不是穷人。于祖尧曾指出,暴富群体的崛起,是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之一。不能用占有财富多少来划分是否暴富。只能从牟取利润或租金的途径和手段来判断。暴富者侵吞劳动者成果,掠夺公共财产,挥金如土,败坏改革声誉。解决暴富和解决腐败问题,关键要从整顿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强法制,从政治体制改革上找出路。国家的政策,货币、财政、税收、利率、汇率等政策,不应成为富人的天堂,应当成为穷人的饭碗。首先是任何资源也不会向他们倾斜,我们一些低级决策(货币、财政和税收),没有给穷人以上升通道。结构性失业把他们最后一条生路也给堵死了。这种群体性排它法,使弱势群体变成危险的边缘人。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卸任前说:"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强大的、相互矛盾的力量所左右——全球化与边缘化,自由化与极权,民主化与专制,富裕与贫困在齐头并进。二极分化到什么程度,政策是对富人倾斜还是对穷人让渡。政府能否利用税收再分配政策来调控危机。处于变革中的人们,只有极少数才懂得这场变革的终极意义"。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旗下,给了富人和想当富人的机会和预期,也给了穷人和绝望者以反抗的手段,发展中国家也找着一个理由,以专制集权方式来推进民主化和现代化。象家长打孩子:是为了孩子好。

    我们针对社会稳定的研究,处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应忽视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作用。中产阶级不再是穷人,可远远不是富人,不能让他们惶惶不安像只兔子。

    中产阶级调查:中国将逃脱穷国“宿命”?

    场景一:上海外滩曼哈顿酒店。

    一日,我在酒店餐厅吃早餐,忽闻隔桌诸人高谈阔论,争辩起“中产阶级”话题来。我心中窃喜。良顷,趁他们埋头用餐,我转过身去,问其中一人:“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此人从盘子中抬起脸来,满腹狐疑地望着我。 我急忙自报家门。他卸下狐疑的表情,用餐巾擦了擦嘴:“我们都是来自浙江的乡镇企业家,来上海参加一个订货会。” “饭后,我能不能到您房间坐坐,聊聊你们刚才谈论的中产阶级话题?” 他又换上了警惕的眼神:“我们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事后,我猜想,他的警惕大概源自我的境外记者身份。)

    尽管采访未遂,但我至少知道,在中国,热衷于谈论中产阶级话题的人,并不限于大城市的学术界、传媒圈或白领阶层。 如今,在中国的搜索网站百度上,你搜索“中产阶级”这个词,你能搜出158万个网页来;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大街上,你也常常会看到针对“中产阶级”的房地产广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者”呢?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办公楼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对我说,目前中

    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

    中国政府官员似乎更为乐观。早在2001年,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就对记者说,他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同一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在新加坡预测,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

    某些西方商业机构也加入了这种预测“大合唱”。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预测,到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数将达到1亿户;美国美林公司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人;

    最新加入这个“合唱团”的是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该公司最近预测说,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波发展潮:第一波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壮大,到2011年,下层中产阶级人数将增至2.9亿人,并在2015年增至峰顶;第二波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扩张,包括吸收部分收入攀升的原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到2025年,上层中产阶级阵容将高达5.2亿人,超过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

    (场景二:北京,一个典型的“中产”小区。

    作家王刚为我沏上一杯茶。

    听到我找他要谈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中产”生活,王刚一愣:“什么叫‘中产’?” 他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是十多年前。当时,文学评论家李陀曾对我说,刘索拉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批中产阶级,如果你继续努力,也有可能像刘索拉一样,成为中产阶级。我当时听了很新鲜,想问刘索拉,中产阶级将会怎么生活,但最后没敢问。” 刘索拉,女,当时尚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上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以一篇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在中国红火过一阵。

    “那时,中产阶级在中国好像是一件大事,” 王刚呷了一口茶,“不像我在加拿大的一个亲戚,那么穷酸,来中国还舍不得住酒店,跑到我们家住,但也敢自称中产阶级。”)

    在中国,同样是中产阶级话题,不同的人谈论的,却并不是同一件东西:不仅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莫衷一是,而且对如何划定中产阶级也在使用着不同的标准。 引起争议最大的,大概要算是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了,因为收入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个阶层规模的大小。2005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一个标准:“6万元至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

    很多中国人对此标准不以为然。一个署名“山鬼”的网友在网上嘲弄说:“昨天我们还是小康家庭,今天一出门,脑门上就叭的贴上‘中产阶级’标签了。”

    但麦肯锡公司的标准更低。麦肯锡“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把年收入在25000元(约合3100美元)至4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4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界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该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和美国年收入4万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当。

    (场景三:重庆希尔顿酒店。

    在上海,那位浙江乡镇企业家婉拒我去他酒店房间,探讨中产阶级话题;在重庆,却有一批人主动来到我的酒店房间,讨论同一话题。这批人包括都市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公司白领职员、大学管理人员和新闻从业人员。

    “从事色情行业的小姐收入的确很高,但她们肯定不属于中产阶级。”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笑着说。

    她用一种玩笑的口吻,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能够仅仅用收入来界定“中产阶级”吗? “我认为,中产阶级应该是社会的调节器,它能调节一个国家前进道路上纷繁复杂的社会矛

    篇三:2013中国中产阶级

    顾蔚:不高兴的中产阶级对中国是个挑战

    2013年3月8日14:35 转载文章 我要参与(1)

    原标题:不高兴的中产阶级对中国是个挑战

    顾蔚

    中 国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亿万富翁,还有七亿农民。夹在两者之间的,是薄薄的一层中产,而且他们还相当不高兴。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一个挑战。

    在3,000来位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和农民的比例从2012年的8%上升到了今年了13%。农民工代表的数量更是从去年的3位上升到今年的30位左右。富裕的阶层继续获得良好的代表,比如中国首富宗庆后已经是第11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

    中国被挤压的中产阶级需要更多的关爱。卫生部2011年曾经引用数据说,有高达51%的中国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原因在于快速变化的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长工作时间还有高房价。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产阶级不高兴,他们是全世界最悲观的一群中产,”咨询机构CMR的创始者和总经理,《廉价中国的结束》一书作者Shaun Rein说,“ 真正的有钱人可以在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生活,而底层人民每年会得到两位数的收入增长。中国的中产阶级希望能够买车买房,有一天成为富人。但随着他们的收入增长放缓,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也达不到那个目标。”

    中国政府已经把帮助农民工作为一个优先任务。2012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5个城市最低工资平均提高了20%。但近年来,跨国企业、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工资涨幅开始放缓,甚至停滞。

    据麦肯锡调查,目前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工薪阶层,每年可支配收入在37,000元 到106,000元人民币,只够支付日常开销。中产阶级,每年可支配收入在106,000 元到 229,000元人民币,他们是有更多可以随意花销的钱的人,但只占有城镇人口的6%。每年可支配收入高于229,000元人民币的就可以算是富裕人士了,他们的人数只占城镇人口的2%。

    经济合作组织对中产的定义是每天消费在10美元到100美元的人士,并根据不同国家价格水平进行调整。该组织认为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即2,300万人口,占总国民的73%;而中国的中产数量相当于近10%的人口数量,但预计2020年人数会上升到总人数的40%。根据胡润2013年数据,按美元计算,中国有408个身家在10亿美元以上的人,而美国只有317个。

    中国基本生活用品相对还是不贵,但要在中国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则并不便宜。在北京,一杯星巴克拿铁大约要4.81美元,旧金山要3.55美元,香港要3.87美元。中国制造的大众帕萨特在国内最高可以卖到5万美金,在美国只要3.3万美元。中国制造的衣服和电子产品常常比国外价格要高,中国效率不高的零售系统可能是原因之一。

    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受到高房价的困扰。“就是因为高房价,中国的中产阶级存不下什么钱。”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合伙人Jeff Walters说。

    在中国做个中产阶级的感觉可能不如西方中产阶级。那些日常的东西,比如安全的婴儿奶粉、洁净的空气、教学质量一流的学校和私人医院都是一种奢侈品,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可望而不可及的。一般来说,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但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要求更好的医疗条件和自由,在相对富裕的宁波市,去年市民为了反对一个化工项目走上大街游行。

    中国政府说想要打造橄榄型的社会,两头尖中间大。十八大也有了在2020年前,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收入分配结构来将收入翻倍的计划。但这么做并非足够。

    “更突出的问题没有提,”中国收入分配专家、中国改革基金会的王小鲁说,“如果没有财税、土地、社保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光把收入提高解决不了中产的实际问题。”

    (本文作者顾蔚是《华尔街日报》中国财富和奢侈品编辑。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